工作和生活真的分得开吗？需要分开吗？有些人就是喜欢做到极致。看看这些大师如何解释自己为何拼上性命，去做那件喜欢的事。
今 敏
今敏辞世之后，我们就觉得日本动画的未来没有了。
——电影杂志《CUT》
这时我每天的生活工作模式是在家度过白天，起来后只喝杯咖啡就立刻去工作室，通宵工作到早上六七点再回家睡觉，没有私生活。非常对不起我的妻子，对不起。
但是想想孩子似的作品，这种生活就不仅不痛苦，也不辛苦了。只是如果一直彻夜蛮干，可能会一时得到自我满足、成就感，以及对他人故作姿态的“借口”，但是身体最后会垮掉。不战斗到最后就没有意义了，至少导演要在现场待到最后。制作动画要有为动画而留的基础体力。
不能管理自我的导演，恐怕也管不了作品。这是我的观点。观念必须付诸实践，但是保持这种工作节奏，无法消除的疲劳和意识不到的压力一天天累积。我当然没有休息日，就算有也会影响精神状态：就算是休息也没有休息的心思，工作才有趣。
只要到了家，无论是什么时间我都会喝啤酒。我喜欢惠比寿啤酒，但不是一次一瓶。我不是为了喝醉，而是为了睡着。喝三分之一左右我就会进入睡眠，有一两次醒来后发现自己还保持着在客厅喝酒的姿势。电视机还开着，放着娱乐节目。
虽然想过在工作室睡一会儿可能会好转，但是在工作场合睡觉会让注意力不再一直集中，分不清生活状态最后导致效率低下。虽然这么说，到修罗场的时候，工作室地板还是会成为我的东西。
吃完饭后，如果要小睡，我大概会睡到两到三小时吧。躺在桌子下面睡觉远远不能快速入眠，但还是比睡不着好一点。
为了过这种生活，我的衣服必须是化纤制品。化学纤维真棒，不会起皱的材质就是好。睡醒后如果穿着皱巴巴的衣服继续工作，不仅心情会不好，还会有种悲壮感。
我对衣服不是特别讲究，和时尚什么的更是无缘，但至少不能让衣服给他人带去不快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和人第一次见面交流。何况对周围的人而言，展示自己的破旧衣服绝对不是“我在努力”的证明，我认为至少要穿着得体。
美满的婚姻、安定的生活、美食的满足、孩子们的可爱笑靥、梦想的住宅……我全部扔掉了。并非厌恶，也不是想超越这些“幸福”，如果人能真正拥有的至多一两样，那就只能选最重要的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工作。
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就是无上的幸福。
——《我的造梦之路》今 敏
黑泽明
黑泽明就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。
——史蒂文•斯皮尔伯格
（《罗生门》）先从奈良的外景开拍。奈良的原生林里山蚂蟥极多，有时从树上往人身上掉，有时从地面往人身上爬，一上了人身就吸血。只要一吸住就绝不离开，紧紧地钻进人的肉里，好不容易把它拽出来，血又很难止住。
那时，奈良的原生林里有很多巨大的杉树和桧柏，蛇一样的藤从这棵树缠到那棵树，完全是一派深山幽谷的景色。
我每天早晨都在森林里散步，顺便为拍摄选择地点。
忽然，眼前跑过一个黑影。
原来是一只野生的鹿。
忽然，树枝掉下来了，但并没有风。
仰头一望，原来大树上猴子成群。
拍外景时住的旅馆在若草山下。有一次，一只巨大的猴子坐在旅馆的屋顶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大家热热闹闹地吃晚饭。
外景从奈良的深山转移到京都的光明寺，时序已到祇园节（7月），天气闷热。有人因中暑倒下了，但是我们的劲头丝毫不减。
到了下午，大家一滴水也不喝，顽强奋战，工作结束后在回旅馆的半路上，到四条河原町的啤酒馆，每人喝它四升啤酒。第二天，又是猛干一场，累得汗流浃背。
如果没有诚实的、竭尽全力的工作态度和自豪感贯穿于工作的各个方面，使作品十分充实，也就谈不上工作的乐趣。
我不是特别的人。
我既不是特别强的人，也不是得天独厚的有特殊才能的人。我不过是个不愿示弱于人，不愿输给别人，因而不懈努力的人。
山顶的风终于吹到了我的脸上。
我所说的山顶的风，是指长时间艰苦地走山道的人，快到山顶时能感到迎面吹来的凉爽的风。这风一吹到脸上，登山者就知道快到达山顶了。他将站在这群山之巅，极目千里，一切景物尽收眼底。
——《蛤蟆的油》黑泽明
吴清源
古今中外,我最佩服的人是谁?古人是范蠡,今人是吴清源。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,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。
——金庸
以前，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用“拼命”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。
在1936年的春季段位赛，我8战全胜，但是，我的身体也垮了，没有参加秋季的段位赛。
原因是每周下两盘棋，强度很大。我记得在最热的7月和8月间我一共下了十几局棋。每下一局，我的体重就要下降一公斤左右，恢复则需要三天。
一周下两局，而每局棋需要花两天，也就是说，一局棋结束后当中只休息一天，第二天就又有另外一局比赛了。根本没有恢复体力的时间，所以就不断地消瘦下去。体重从14贯减至13贯、12贯（1贯=3.75公斤），只有90斤左右了。
最消耗体力的是和木谷实先生的比赛。木谷先生喜欢在静静的深夜下棋，那样我的身体更吃不消了。经常是两天的熬夜下棋后，还要继续下到第三天的傍晚。
去医院接受检查，结果被诊断为肺结核——小时候自然痊愈的肺结核又复发了。
担任（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棋）解说的时候，我还住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。那时还是结核病人大量死亡的年代，像我这样本来身体就很差的人更需要“绝对安静”地修养，那样艰巨的讲解任务是坚决不允许的。
尽管如此，当时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社的围棋记者鸿原正广还是每周都来疗养所，给我送棋谱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在半夜，背着医生，拿出棋盘棋子研究棋谱。
结果，我在疗养所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。
从拿起棋子开始的80年来，我从来不把围棋当作胜负来考虑。无论输赢，只要下出了最善的一手，那就是成功的一局。
我现在极力推荐“二间高挂”这手棋。“一间高挂”、“小飞挂角”的定式加起来有5万多种变化吧，我推荐的“二间高挂”是一手即能了结的最佳的形状。
所谓最佳一手，指的是把棋子下在某个位置上，之后棋力相等的棋手无论怎样去继续，那手棋始终处于有利于全局的位置。发现新手（破定式的创新之着）要考虑所有的情况，所以需要摆两千余个变化吧。
在这一“六合之棋”的研究过程当中，我对艺无止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。为了能够再接近真理哪怕只是一步，我（90岁）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。（1914-2014）
——《中的精神》吴清源
加里•格拉夫曼
对我来说，加里·格拉夫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导师。
——郎朗
（一次意外之后）没过几年，我的右手就完全没办法弹琴了。虽然我身体的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做别的事情，譬如开酱菜罐头、好好使用筷子，但到了1980年，我已经变成一位单手钢琴家，意思就是我等于是个没有手的钢琴家了。
等到明白我的右手不可能治得好，我开始学习所有用左手可以弹奏的曲目。
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大概每星期会去听四到五场音乐会。我的热忱被别的老班底爱乐者注意到。亨利·拉文爵当时是一家音乐杂志的评论家，有次，在我上气不接下气快要迟到的时候大肆嚷嚷：“各位女士先生们，加里缺席的音乐会不可能演出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了。”
从我青少年时每天进攻卡内基音乐厅开始，我就深刻了解到，音乐家在每场演出后渴求后台仪式。不管音乐家怎么推脱，他们其实还是喜欢蜂拥而至的人潮。即使我们偶尔会因为某些原因说“今晚不想见人”，但要是真的一个人都没见着，绝对会感到很愁苦。没有比掏心掏肺、把手指都弹烂以后，独自在阴沉的休息室更令人沮丧的了。
从前的班机时间比现在的还要不可靠，因此很少会有表演者计划在演出当天才抵达。现在却是风气了，一位音乐家飞过一个国家，甚至是一个海洋，然后当晚就上台演出。我被看成一个老古板，因为我还是偏好前一天晚上抵达。我的秘密理由是因为晚上飞行可以节约时间。我可以在离开所在城市前，有一整天的时间练琴，然后到了新的城市又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练琴。这可比把大白天耗在飞机上好多了。不管两个演出城市的距离有多远，我很少会超过24小时没有钢琴。
气温和湿度的变化，特别是在户外，会让键盘的表面结一层湿气。这层湿气加上我之前排练流的汗，再加上之后帮钢琴调音的调音师的汗水，常常会让键盘上出现像鳕鱼肝油般的黏液。所以，我的药方是提前抵达，把每个琴键用金缕梅、酒精或水洗干净。
很不幸的，任何心怀抱负的表演艺术家所追求的人生，正是不公平又非常残忍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有演出的一天，他就在跟人竞争。我绝不是在鼓励所有的年轻音乐家去参加比赛，不过我觉得，观察一个新手对这种情况的反应，确实可以看出他的个性是不是真的适合穷尽一生来从事这个职业。
——《我为什么要练琴》加里·格拉夫曼
安迪·沃霍尔
安迪·沃霍尔是“艺术反映时代精神”做得最好的艺术家。
——徐冰
我喜欢城市胜过乡村的一个原因是，城市的一切皆以工作为依归，而乡间的一切则以休闲为依归。我喜欢工作胜于休闲。在城市里，即使公园里的树木都必须努力工作，因为靠它们制造氧气与叶绿素的人数难以估计。假如你住在加拿大，你很可能有一百万棵树为你一人制造氧气，所以那些树木不需要太努力工作。反之，时代广场一株盆栽里的树木就得为上百万人制造氧气。在纽约，你的确需要拼命，连树木也知道。
当时我已经发表我的“波普艺术”宣言，因此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，一大推画布要撑起来。通常，我从早上十点工作到晚上10点，回家去睡觉，然后早上再回来，但是早上我到工作室的时候，我前一天晚上离开时留在那里的人依然在里面，依然神采奕奕。那时我才明白人们能有多疯狂。
当我买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，我就不再那么在意跟其他人享有亲密关系了。因此在50年代晚期，我开始了与电视机的一段恋情，一直持续到现在，有时我在卧室里一次让四台电视机开着。但我一直没有结婚，直到1964年我拿到第一台录音机。我的妻子。我跟我的录音机结婚已经十年了。当我说“我们”，我指的是我跟我的录音机。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。
假如我每十年只有一次度假的机会，我还是不认为我会想到任何地方去。我大概只会走进我的房间，把枕头拍松，打开几台电视机，打开一盒Ritz饼干，拆开Russell Stovers巧克力礼盒的封条，摆出从街角书报摊买来所有最新一期的杂志，除了《电视周刊》以外，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，要他们查他们的《电视周刊》然后告诉我现在在播什么、播过什么、接着要播什么。我也喜欢重看报纸。尤其是在巴黎的时候。我在巴黎时，把国际版的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读得滚瓜烂熟。我喜爱趁其他人消磨时光之际消磨我的时光，只要他们打电话进来报告就行。对我来说，在我的房里，时光行进得极其缓慢，只有在外面的世界里一切发生得急遽匆忙。
——《安迪•沃霍尔的哲学》安迪•沃霍尔
木村秋则
我们都愿意做火急火燎的疯子，也不愿做一个慢半拍的傻瓜。农民木村秋则用八年等待七朵苹果花的绽放，他说，耐心是一种禅。做人要勤快，但做事不一定要图快。
——《生命时报》
“为什么不用农药也可以种出苹果？”
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我太笨了，苹果树也受不了我，只好结出苹果了。哈哈哈。
一个想要自杀的年轻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刚研究生毕业，学费什么的已经用了父母很多钱，现在他不管做什么都失败，找不到工作，也回不了家，所以打算一死了之。我告诉他当个傻瓜就好。做做看就会知道，没有比当傻瓜更简单的事了。既然想死，那就在死之前当一次傻瓜。身为有过相同念头的过来人，我领悟到了一点：为一件事疯狂，总有一天可以从中找到答案。
（木村为之疯狂的就是无农药栽培苹果，目前我们吃的苹果都是以使用农药为生存前提的，但他的妻子对农药过敏，每次喷洒完农药，都要在床上躺一个星期。）
刚进入七月，就出现了泛黄的叶子。在一片绿色中，黄色特别明显。变黄的树叶沙沙沙沙地掉落。那时我在想“啊，果然会生病”，因为我没有喷农药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所以一开始，我还很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。没想到，这次树叶一直掉个不停，整座果园的树叶都慢慢变成了黄色，到了七月末，一半的叶子都掉光了。八月盂兰盆节时，几乎所有的苹果树都成了枯木。
看着一整片枯萎的果园，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。当我知道栽培无农药苹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，浑身是劲，觉得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这座枯树山变回绿色果园。
（苹果一年只结一次果，即使栽培三十年，也只能收获三十次苹果。第三年，他下定决心，四座果园都停止使用农药。）苹果没有收成，就代表没有收入，我真的做了件蠢事，简直就像朝着地狱狂奔。但当时我满脑子只有这件事，一心想找到可以抑制苹果斑点落叶病的食品。
那时候，我根本不管收入的事，脑子里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想要尝试的事接二连三地从脑子里冒出来，其实就是遇到什么试什么。吃饭时，把酱油淋在鱼上，就会想也许酱油有效。于是，我无论如何都想试一下。睡梦中都在想这件事。只要有了灵感，即使是半夜也很想爬起来去果园。我曾经把面粉兑水调成糊状喷在树上，也曾经把烧酒稀释后喷酒，还试过山葵。把山葵粉溶在水里稀释后喷洒，结果眼泪流个不停。我又尝试喷洒蛋清。那一阵子，我每天都只吃蛋黄……苹果树惨不忍睹，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。
初春的时候，出现了卷叶蛾，然后是毛毛虫和尺蠖。叶子长在枝头，那些虫子吃完叶子后，在枝头挂成一长串，好像挤满人的电车。树枝因为虫子的重量垂了下来。我不知道到底有几千只、几万只，还是几十万只。
冬天无法务农时，我去东京打工。没租房子，只能睡在公园里。我不想被以前的同事看到，总是用毛巾遮住脸。我把领到的钱放进皮夹枕在头下，结果早上醒来时，发现钱都不见了。后来我就在裤子上缝了一个口袋，把钱放在里面。裤子穿了一两个月没有换，也没有洗澡，头发没有剪，胡子没有刮，春天回到青森时，整个人都臭不可闻。
当时，我去求每一棵苹果树。（全家人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阻止）他们日渐衰弱，恐怕连根都完蛋了，只要稍微推一下树干，树就开始摇晃。“对不起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你们不用开花，也不用结果，只求求你们不要枯掉。”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也没办法告诉家人这些事，只能像之前一样去果园工作。其他果农看到我这副模样，一定觉得我疯了。不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我最纯真。
就是它，就是它，这就是答案（泥土）。我乐得几乎要在山里跳舞。我真是个傻瓜，完全忘记了自己上山的目的（自杀），也把绳子忘得一干二净，一路跑下山，只想尽快观察自己泥土果园的状态，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（所有果园停止使用农药第八年的春天。果园里开了七朵苹果花，有两朵结了果。那两个苹果是那一年的全部收成。两个苹果好吃得令人惊讶。）
——《这一生，至少当一次傻瓜》石川拓治
编辑/钱杨 文/严宇馨
